李白的身份自许刍议

李白的身份自许刍议

（论纲）

中央民族大学 梁 森

   李白一生有不少身份自许，有的不符实际，有的则与史籍所载有出入，若一概看作是他的浪漫性格所致，恐失之粗疏。有必要再探究，在可能厘清事实的基础上，或能发掘其特别的意义。

   李白“以布衣而动九重”，入宫之初受到玄宗皇帝的特别恩遇，按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的记载，是因为看重他“素蓄道义”。实则李阳冰这篇《序》，包括魏颢、范传正、刘全白等人写的序、碑所载李白家世及其一生中的种种行迹，均自接或间接出自李白所言。玄宗是否真把李白视为“商山四皓”那样的高士，我们不得而知，李白则是始终自认为是“素蓄道义”的。可以说，出峡至入宫期间遍寻仙迹，广交道教名流，以道徒的身份漫游天下，是李白“游说万乘”，在上层社会博得声望的一个重要途径。李白入宫应该是直接或间接经人举荐，但无论是吴筠、玉真公主、元丹丘还是贺知章，这些人都是道教名流或与道教关系密切。他们的说法也跟李白入宫前的经历和他的身份自许相契合。

   李白在宫中的身份，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自称“前翰林供奉”。李白集有《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》，南宋周必大《泛舟遊山録》记其所见碑文款识为“前翰林院内供奉学士陇西李白”，此碑系北宋人据缺蚀唐碑重刻于淳化年间，有论者据此说李白自称“翰林学士”，或不确。李华、范传正等人为李白撰写的碑、志，却均称翰林学士，而《旧唐书》又称为“待诏翰林”，如何判断其确切身份？近年来关于玄宗朝翰林院成员身份及职能流变情况的研究，线索已大致清晰，但有的看法仍有分歧。可以基本明确的是，参与朝政的，无论待诏、供奉，均须具备“朝官”和“词艺学识”两个条件，具有朝臣与文学侍臣的双重职能。而开元二十六年“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”，“改翰林供奉为学士”“专掌内命”，则是一个重要节点。自此，学士院和翰林院便分属两个职能不同的部门而并存，文学之士与经术、僧道、书弈等艺能杂流的区别也更加明晰。李白天宝元年应诏入宫，当属旧翰林院，或为待诏，或为供奉，以一布衣而在翰林院中任学士院学士的可能性不大，且唐人著录学士院壁上翰林学士人名，亦无李白。但开元末到天宝初这段过渡时期，翰林院内的身份称谓或存在混用的情况，李白有可能被称学士，但并无学士之职。

   按理，李白自称以“素蓄道义”闻于上而入宫，应该是被安置在旧翰林院从事跟道教相关的工作，但却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。如果是以道教徒或以道教徒兼文学的身份供奉翰林，那也只是顶了个道教徒的名分，至于他的文学才能是否在参与朝政方面派上用场，则是可以再讨论的。

   时人欣赏李白在宫中表现出的文学才华，更感兴趣还的是那些点缀升平、愉悦玄宗君妃之作。而无论出宫前后，李白则很少夸耀他的诗才。出宫以后，他反复吹嘘自己的政治才能如何受到玄宗的赏识、文学造诣如何在参与朝政方面得以施展，这与他当时所作诗文的描述，的确存在很大的反差。但不可忽略的是，李白此间的文学活动，有一部分表现了他参与朝政的热切愿望。可大致断定作于入宫初期的《古风》其一后半部分，表达了对政治清明的高度期待，以及远别于那些“群才”“众星”的自我期许。“古风”类诗歌、遵循古乐府学的乐府新题创作、对扬、马的评价以及献纳赋作，可看作是他标榜的“删述之志”的具体体现，其中既有颂美，更强调讽谕。

   “早怀经济策，特受龙颜顾”、“遭逢圣明主，敢进兴亡言”、“布衣侍丹墀，密勿草丝纶”、“既润色于鸿业，或间草于王言”，李白出宫后的这些自述，包括李阳冰、魏颢、范传正、刘全白等人所载“问以国政，潜草诏告”、“论当世务，草答蕃书”、“上《宣唐鸿猷》”云云，因与其供奉翰林身份多有不符常被质疑。不过，若从上述文学活动的情况看，供奉翰林前期，李白的文学才能的确在政治方面派上过用场，并且得到玄宗称许。任华《杂言寄李白》有“《大鹏赋》，《鸿猷》文，嗤长卿，笑子云”，亦可知“敢进兴亡言”、“上《宣唐鸿猷》”、“论当世务”一类并非虚妄大言。

   李白怀有什么样的“经济策”而“特受龙颜顾”，他又如何在皇帝面前“辨若悬河”，无从知晓。不妨推想，即便玄宗被他初入宫廷时的政治热情打动而问以国政、委以内命，也不过是一时的敷衍。玄宗感兴趣的，大概也不会是他的什么政治才能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是供奉翰林还是翰林学士，李白是不可能以怀有的“经济策”实现其“为辅弼”的愿望的。作为一个文学侍臣，他在宫中的献纳进言，最多也只是体现了政治上的自我期许。因“谗惑英主心，恩疏佞臣计”而“乞归优诏许”的李白，总是夸耀在宫中也许并不存在的政治上的“重用”，除了源于他浪漫的性格，抑或每为后人指点的“华而不实，好事喜名”、“不知义理”，当另有原因。

   李白做了一辈子的“策士梦”，又常以名士自命，我们不妨看作是他精神上的身份自许。这跟他在蜀中所受的教育直接相关。而盛唐的时代氛围，已不大能接纳这样身份的人进入上层社会了。以不合时宜的身份自许融入主流，或许是李白仕途困境和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，已有不少论家在这方面作过深入探讨。而家世对李白社会角色的影响，我以为是可以再讨论的。

   现存关于李白家世的文献记载，大多直接或间接来自李白自述，其来源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文献来源的可靠性，并不意味着所载内容就完全真实可靠。近世李白家世研究中的“西域胡人”说和“非胡人”（以“李唐宗室”说为主）说，便是针对李白家族变迁、李白降生、李家复姓的相关记载而展开辨伪或证实的。“非胡人”说论者，大多数就文献所载李白家世之真伪展开辨析，较少论及其推论对认识李白思想及行迹的意义。“西域胡人说”论者，以陈寅恪的影响最大，詹锳及松浦友久等人则是后来的有力推动者，他们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与文化重构的意义。

陈寅恪考辩李《序》、范《碑》有关李白家世的记载，断言李白为“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”，其先世于隋末因罪窜谪碎叶、条支之说不实，所谓陇西李氏、入蜀后复姓云云，不过是“诡称”、“文饰”之辞。詹锳、松浦在陈寅恪考辩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补证，逐一排除“非胡人说”各种推断的可靠性，并且对陈寅恪所指“诡称”、“文饰”的说法作出了合理的解说，使得陈氏对李白家世的推断趋于完善。陈寅恪关于李白家世的考辩既是基于实证经验，也鲜明体现了他中古历史研究中所持的种族文化观念：“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，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，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”，“种族之分，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，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。”他考辨李白家世的意义，不只是推定李白的血统，更在于揭示当时胡汉交融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。我们未必接受“西域胡人说”的论断，但其特别的视角，对深入认识李白思想包括他的身份自许，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无论是带着胡人的血统，还是先世久居胡地而深受胡文化的浸染，以这样的家世背景，李白在蜀中受到的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方式必定与众不同，这就意味着他选择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，也会遇到种种冲突。他以道教徒的身份“游说万乘”，固然是顺应了当时的崇道的文化氛围，而他始终不愿放弃的精神上的身份自许，又很难被主流社会接纳。

“西域胡人说”的推论，还可启发我们用西方“他者”之说，来审视李白的身份困境。出蜀后的李白，以其胡汉融合的特殊文化基因，试图融入主流。他一生中的种种言行，似乎都在宣告自己是主流文化的代言和时代社会的精英，他显然没有把自己当作“他者”。然而，除了供奉翰林前期，他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突。“世人见我恒殊调，闻余大言皆冷笑”，这或许只是少年李白的自我标榜。那么，当他高喊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、“我本不弃世，世人自弃我”的时候，是否已清醒认识到自己是主流文化的“他者”呢？

当然，无论前人如何褒贬李白，对于今人来说，他早已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耀眼的标志。李白当然不是中国文化的“他者”。但从文化建构的层面来说，我以为是可以把他当作“他者”来看待的。“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‘中国’，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，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‘他者’界定自身”，李白由与当时主流的种种冲突最终汇入传统文化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许倬云的这一论断。以往我们谈到李白的思想个性及成就，往往会从时代社会的影响去寻找原因，认为是盛世成就了李白。如果从相反的视角追问，李白为那个时代注入了什么，他与主流社会有哪些不同，或许会有新的发掘。这也许也是我们讨论李白文化的当代价值应该关注的。